晏阳初与卢作孚:中国近代乡村建设先行者
苟翠屏
2010-01-04 14:21:29 来源: 网易历史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当晏阳初、梁漱溟等在华北掀起乡村建设热潮的时候，卢作孚也在自己的家乡积极谋划乡村建设。1927年春，卢作孚到重庆北碚出任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这本只是一个清理匪患、维护治安的职位，但是，却为卢作孚提供了又一个进行社会改革，实现“理想社会”的实验场所。
卢作孚
晏阳初
晏阳初和卢作孚是20世纪享誉中国乃至世界的杰出人物，一个是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评价的“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的平民教育家，一个是毛泽东在50年代初将其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并列，誉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家之一，搞交通运输的“中国船王”。他们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与梁漱溟一道并称为“乡建三杰”。思想上的相通，人格上的相敬，作风上的相似，使晏阳初和卢作孚不仅成为事业上相互支持和帮助的同志，而且成为终身不渝的至友。
一
晏阳初与卢作孚都是四川人。晏阳初，1890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在塾师兼乡医的父亲的教育下，自幼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受传教士的影响，谙习时势的父亲在晏阳初13岁时就把他送到几百里之外的保宁府(今阆中县)基督教内地会创办l的西学堂接受新学，从此踏上了在他乡异国的艰难求学之路。1916年，晏阳初远涉重洋，考入美国耶鲁大学，研习政治学。留学期间，他切身感受到美国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深刻认识到中国的贫穷与落后，立下了“教育救国”的信念。1918至1919年，晏阳初在法国战场劳工营为华工服务。在与华工朝夕相处中，他感受到华工不识字的痛苦，同时也发现劳工们不但勤劳朴实，而且有着非凡的热忱与智慧，只是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才陷入贫困与无知。于是他在华工营中试办起识字班。四个月的教学，居然使工友们能读报，会记账，会写简单的家信，其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求知欲望。晏阳初深受启发。他说：“我在法国开办华工识字班，表面上看是我在教育他们，实际上是他们教育了我。”他认为华工营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没有高素质的国民，哪来强大的国家。国内文盲众多，这些文盲是潜力巨大的“脑矿”，需要广泛的平民教育来开发这巨大的“脑矿”，唤醒民众，进而拯救国家。他下定决心，回国以后，“一切高官厚禄，视之若屐，惟致予毕生之力于平民教育，一息尚存矢志不渝。”
1920年夏，晏阳初在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回到祖国，即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依托开展平民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1923年8月，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下简称“平教会”)，作为向全国推行平民教育的总机关，晏阳初出任总干事。起初，平教会的识字扫盲工作重点在城市。到20年代中期，全国大部分省市都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分会，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的大都市先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成为20年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举。
在城市平民教育取得成绩之后，晏阳初又把目光投向农村，他认为，中国向来以农立国，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乡间，农村才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与重心。而农民又患有“愚、穷、弱、私”四大病害，要改造中国必先改造农村。1926年，平教会在河北定县开启了乡村教育实验的先河。在实验过程中，晏阳初逐步认识到“仅教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的工具，而不能使他们有使用这套工具的机会，对于农民是没有直接效用的。在乡村办教育如不去干建设工作，是没有用的。在农村办教育，固然是重要的，可是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建设不可。不进行建设的教育是要落空的，是无补于中国农村社会的。”于是，决定把定县乡村教育扩大为乡村建设实验，“希望通过实验找到建设中国农村并使农村现代化(非西方化――原注)的最好方法和技术”。
晏阳初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住进泥巴屋”，将自己的爱国情怀报国之志转化为用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改造农村社会，解除农民疾苦的实际行动。1929年，晏阳初带着他的美国妻子和4个孩子由北平迁居定县。在他的带领与影响下，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著名的留学归国博士、硕士、大学校长，他们抛却城市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将妻挈子，扎根于贫穷落后的定县乡村，展开了大规模的旨在“培育国本，振兴民族”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一时间，“博士下乡”成为美谈。
在定县实验中，晏阳初所倡导的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内容与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教育方式，以及科学简单化、农业科学化，乡村教育与农村社会问题综合治理的措施与方法，受到农民的欢迎。经过几年的努力，定县实验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定县参观考察的人络绎不绝。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33年10月到定县参观访问后撰文称赞定县的工作是“很具戏剧性并且证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这是除苏俄之外，其他任何地方所未见过的”。卢作孚也曾派人到定县参观学习。
晏阳初曾说，卢作孚“是没有进过大学而靠自己努力成功的一人”。卢作孚，1893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一个小商贩之家。自幼好学，天资聪颖，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就被迫辍学。他自学成才，做过中学教师，当过记者，26岁就担任了《川报》报社社长兼总编。卢作孚少年时期即怀救国之志，年仅17岁就加入了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而奔走呼号。以后又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中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和国家的希望。他认识到要救国必须唤起民众，要使民众觉悟，必须广开教育。几乎与晏阳初同时，卢作孚开始了教育救国的实践。
1921年，卢作孚在四川泸州担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时，即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影响全川。但因四川军阀混战，川南新教育实验被迫中止。1924年，卢作孚又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继续推进民众教育。然而红火了一阵，又蹈川南教育实验的覆辙。这些实验都是依靠军阀势力的支持，很快就因为政局更替而夭折，使卢作孚深感“纷乱的政治不可依凭”，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他苦苦思索，并到上海等地考察，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他认为要解决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本出路在于“促使中国完成现代化的物质建设和现代化的社会组织。此在中国应成一种极其鲜明的运动，分析起来，第一是产业运动，第二是交通运动，第三是文化运动，第四是国防运动”，使国家强大起来。怎样才能使国家强大呢?首先要兴办实业。他决定办一两桩事业或经营一两处地方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实验场所，找出方法为实现国家现代化作参考。
1925年秋，卢作孚弃学从商，回到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发展交通作为现代化的前驱。这是卢作孚第一个现代化建设的试验场，他确定的公司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到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成为长江最大的航运企业。
当晏阳初、梁漱溟等在华北掀起乡村建设热潮的时候，卢作孚也在自己的家乡积极谋划乡村建设。1927年春，卢作孚到重庆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这本来只是一个清理匪患、维护治安的职位，但是，却为卢作孚提供了又一个进行社会改革，实现“理想社会”的实验场所。他借此机会，在清剿匪患的基础上，在峡区开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综合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为特点的乡村建设实验。目的是“要赶陕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参考”。
经过短短几年的建设，北碚由歹徒横行的偏僻乡场，变成了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城镇，成为与定县、邹平齐名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北碚”这个名字“三年即闻名于全川，四年即闻名于全国，抗战时期它甚至于闻名于世界”。著名民主人士杜重远1931年春参观北碚之后称北碚“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1936年，黄炎培在游览了北碚所写的游记中说，以前“北碚”二字“在地图上找遍四川全省也找不到。可是到了现在，北碚两字誉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北碚。与其说是因地灵而人杰，还不如说因人杰而地灵吧。”1931年5月24日的北碚《嘉陵江日报》载文称：“国内外人士讲评，全中国有三大干净的地方：一个是定县，一个是济南；一个便是北碚。”这三大干净地方都是乡村建设实验区，这里所指的“干净”不仅是清洁卫生，更指这些地区充满着生机与活力，正如一位记者参观北碚所感觉到的“处处透露着新生的光芒”。
晏阳初和卢作孚这两位四川同乡，虽然他们的成长经历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但是，他们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理想，为实现理想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相通的。正如晏阳初参观了北碚建设后所说的那样：“北碚有卢作孚先生所热心经营的乡村建设区，他无论如何要我和梁漱溟先生前去参观一下，我看到那里的工矿经济建设，都很有成绩。将来希望本会能和那边合作，使他们的经济建设，与我们注重的教育政治工作有一个联系”，“他们所作的种种工作，虽然不同于我们的县政改革，但共同建设中国的最大目标却完全相同。”他们一北一南，在建设“现代化乡村”的共同目标下，在乡村建设实验中创造出了教育兴农的“定县模式”和实业兴乡的“北碚奇迹”，成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杰出代表。
正是这个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使晏阳初和卢作孚相知并相识了。晏阳初与卢作孚相知已久，据晏阳初晚年回忆“我现在已记不清究竟哪一年与他始交。我们在定县的时候，他已对乡村改造发生兴趣，曾请一位姓何的朋友来参观我们的工作。”他们相识是在1935年。
1935年10月，晏阳初在江苏无锡参加第三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会后在南京与从广西考察回来的卢作孚第一次会面。晏阳初见卢短服布衣，一点没有大老板的奢华，第一眼就对卢产生好感，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对于此次会面晏阳初十分高兴，返回定县后他在给平教会同仁作报告时说，“在南京还遇到了卢作孚先生。他是四川的一个实业家。我们彼此相知已久，却从未会过面。这次在南京会面之后，一见如故。大家谈谈奋斗的经过，不禁引为同志。因为他在四川的努力，不仅是为四川而四川，目光也是注于全国，对于救亡图存的问题，非常注意的。他最近从广西回来，他认为广西的前途很有希望。他也希望我们派人到四川去帮他们的忙。”此次会面后，卢作孚和晏阳初相互引为知己，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密切交往，结下了终身不渝的友谊。
二
晏阳初和卢作孚初次见面，便开始了他们合作的第一步。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之战不可避免，着手推进四川建设，以为抗日战争中的最后重要根据地。1935年秋，曾电促晏阳初将平民教育乡村建设工作在四川推行。四川省主席刘湘也电函交加，恳请晏阳初回川协助建设工作。晏阳初虽然认为建设四川意义重大，也愿意为家乡建设出力，但由于对四川军阀以往的作为甚为不满，对入川之事颇为犹豫。他反复与刘湘函电往来和与有关人士接触，了解四川的情况。正在此时，卢作孚被任命为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卢作孚专注于实业无心仕途，再三推辞，而刘湘一再挽请，卢作孚只好从命。这件事使晏阳初受到鼓舞，他认为刘湘能启用卢作孚这样的企业家做建设厅长，证明确有建设四川的诚意。晏、卢10月南京会面即探讨了有关四川建设问题，卢作孚热切地希望晏回四川，推动四川建设，晏阳初遂下定了回川襄助的决心。
1936年2月，晏阳初与卢作孚在南京“数度接洽”，讨论平教会入川协助四川建设问题。晏阳初认为，四川建设千头万绪，所要的建设计划纷繁复杂，非有一个协调的机关应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协调整理作通盘打算不可。他提议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名称叫做“设计委员会”，其主要活动为襄助建设厅，主持对全省建设的设计。希望平教会与建设厅“协联共济”，开创四川建设新局面，卢作孚对此“甚为首肯”。晏阳初感到与卢作孚的交流与合作非常愉快：“京中畅叙，快慰无任。”
3月，晏阳初前往成都，受到卢作孚及各界的热烈欢迎。在蓉期间，晏阳初与卢作孚等详细会谈，取得圆满结果。省政府主席刘湘抱病与晏阳初面谈，完全同意晏阳初、卢作孚等拟定的各项计划，并企盼省设计委员会不仅应担负起全省建设全权设计的责任，更要监督各项计划推行的全过程。刘湘担任设计委员会委员长，并劝服晏出任副委员长，实际主持设计委员会的一切工作。
1936年10月，四川省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除省政府各委员为当然委员外，又采纳晏阳初的建议，聘四川、华西、重庆三所大学的校长及平教总会同仁陈筑山、霍六丁、傅葆琛、陈志潜、陈行可、常得仁为委员。同时联络省内外各科专家，参与各方面设计工作，延揽了大批人才为四川建设出力。
四川省设计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与省建设厅合作开展社会调查。此外，平教总会从省建设厅主管的农事工作中择取棉作改良及园艺两项，直接管理。将定县培育成的优良品种在四川实验推广，同时，将定县的生计训练及表证推广方法也引入四川。
1937年3月，省设计委员会正式确定以新都县作为社会政治改革的实验县，全方位地推进乡村建设和社会改革。此后，平教会又在成都、南充、泸县等地开展平教运动。
卢作孚就任四川省建设厅长，以他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从改革建设厅本身着手，打破旧有的衙门作风，树立廉洁、高效的工作作风。通过调查研究，重点兴办了与国计民生最重要的事业如农业、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尽管，卢作孚在建设厅任上只有短短的一年半时间，但四川建设已初见成效，农业增产，资源调查有新的发现，交通运输得到发展。
毫不夸张地说，晏阳初所领导的平教会到四川开展乡村建设工作和卢作孚主持四川省建设厅，他们相互配合，各展所长，给四川建设带来了新气象，开创了新局面，为四川的开发和建设奠定了基础，尤其为抗战时期四川成为国民政府的立足地和巩固的大后方创造了条件。
三
由于日本侵华，1936年6月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撤离定县，南迁至湖南长沙，选择衡山县为实验县，推广定县的经验。此外，还创建了“以培养乡村小学师资及农村改造民众教育实施人才为宗旨”的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这种培养农村急需的双重能力人才的办学方针，是中国教育史的又一创新。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的工作重点转向为“农民抗战教育”。他们组织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撤退到湖南的爱国青年学生，组成“农民抗战教育团”，宣传动员农民参加抗战。同时，协助湖南省政府组织了有数千名学生和中学教师参加的民众训练团，这些学员受训后分赴各县宣传组织民众，半年内训练民众达百万人，为湖南的抗战动员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晏阳初领导平教会在湖南的工作，卢作孚极为关心。1938年8月，卢作孚在晏阳初的陪同下到衡山视察。参观了衡山的各项建设后，卢作孚赞扬衡山实验县在财政整理、教育改造、农业推广、合作社的发展、卫生工作的推行等方面，“都有很重要很有意义很着实的成就”。
武汉失守后，平教总会迁至四川。办一所培养乡建高层次人才的学校是晏阳初多年来的心愿。1936年曾在定县办农村建设育才院，因日本入侵被迫停办。随着乡建工作在湘、川、赣等省的扩展，乡建人才的培养已成当务之急。1939年春，晏阳初开始积极筹办乡村建设学院。在选址问题上，平教会有人主张在江西，有人主张在成都，也有人主张在重庆。最后，晏阳初选定重庆北碚附近的歇马场。卢作孚热烈欢迎晏阳初和平教会来到北碚。在乡建院的筹建过程中，卢作孚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由于战时土地居奇，极难获得土地出让，建校征地时卢作孚多方奔走，大力协助晏阳初，用时8个月才购得500亩土地。此外，卢作孚联络合川3位乡绅捐赠100亩土地给平教会，用于建设农场和实习基地。经多方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1940年10月，乡村建设育才院(1945年更名为“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正式成立并开始招生，晏阳初担任乡建院院长，卢作孚担任会计董事，共同担负起培养乡建人才的重任。
由于晏阳初20多年来推进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的巨大影响和贡献，1943年5月，在纽约纪念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大会上，他与爱因斯坦等10人被美洲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评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伟人”。
和晏阳初一样，卢作孚一生不愿做官，当四川建设厅长也是推辞不下，才勉强就任。1937年7月初，卢作孚辞去四川省建设厅长职务，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实业界人士赴欧洲考察团，准备赴欧洲考察，专心发展实业。然而，卢沟桥事变爆发，卢作孚毅然放弃到欧洲的考察计划，立即投入抗战工作之中。他要求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民生公司在卢作孚的指挥下，所有的船只，所有的人员都投入到紧张的战时运输之中。同时，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卢作孚临危受命，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交通部常务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等职务，为抗战殚精竭虑。
特别是宜昌大撤退，更显示出卢作孚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大智大勇。武汉陷落后，“3万以上的待运人员9万吨以上的待运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此时，抢运形势尤为紧急，一是船只奇缺，按当时所有能参加运输的船只的运力计算，这么多人员、物资要全部运到重庆，至少需要一年时间；二是日军节节逼近，人们恐惧不安，争先恐后要求撤出宜昌，十分混乱；三是川江枯水季节临近，必须在枯水季节到来前完成抢运任务，否则水位降低装载大型机器的船只根本无法开航。在这关键时刻，卢作孚处乱不惊，力挽狂澜，决定抢在枯水季节到来之前，在40天内把滞留人员、物资全部抢运完毕。在卢作孚精心指挥和组织下，抢运工作迅速有条不紊的展开。40天以后，待运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走了三分之二。又过了20天，当长江水位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时，堆积在宜昌两岸的器材全部运输完毕。在这次抢运中，民生公司是主力军，参与抢运的24只轮船有22只是民生公司的。卢作孚由于昼夜奔波，劳累过度，以致后来身患重病。
对于卢作孚指挥和组织的这场成功的大撤退，晏阳初是亲身感受的。1938年10月下旬，晏阳初自长沙经湘西人鄂西到达宜昌，此时卢作孚从武汉到达宜昌组织撤退。两位好友同聚在宜昌，不同的是一个是亲自指挥大撤退，一个是亲身感受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后来，晏阳初对宜昌大撤退予以高度赞扬，把它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的确，1940年5月，发生在欧洲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使逃亡的30多万英法联军安全撤退到了英国，从而保存了英法两国军队的实力，为以后的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宜昌大撤退的意义不亚于敦刻尔克大撤退，其英勇悲壮的程度更甚于敦刻尔克大撤退。宜昌大撤退，把大批人员(其中大多为各界精英)和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大多是军工企业)安全转运到大后方，为后方建设提供了人才和物资条件，使后方迅速建起新的工业基地，尤其是军事工业基地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四
晏阳初与卢作孚不仅在事业上相互支持，相互鼓励，而且私交甚好，情谊笃厚，奉为至友。
晏阳初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朋友，他家的大门总是对所有的朋友开放，大人小孩都是他最欢迎的客人。对卢作孚颇有研究的赵晓玲女士说：“卢作孚先生的朋友非常多，但可称为‘通家之好’的，也就是晏阳初。”“卢作孚先生从不肯麻烦别人，但可以让他的孩子在假期里住在晏阳初先生家里，晏先生也像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而严格地教育他们。”平教会南迁后，晏阳初一家先暂居成都，乡村建设学院建成后，又举家移居北碚，晏卢两家便多了往来。
1939年初寒假和1941年暑假期间，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次子卢国纪到成都旅行，两个孩子住在晏阳初家里。卢国纪多年后深情地回忆到：“晏伯母是一个美国人，性格很开朗。知道我们要到成都去，他们全家人早已在盼望着我们的到来。我们住在他们家，受到了异常亲切的款待，使我们觉得犹如住在自己的家里一般。”“父亲的许多亲密朋友中，惟有晏阳初家的孩子与我们家的孩子相互之间最为亲切。他们家的男孩子成了我哥哥和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家的女孩子成了我姐姐和妹妹最好的朋友。”
1944年3月，卢作孚次子卢国纪为准备参加大学考试，卢作孚特地将他送到晏阳初家，与晏的两个儿子一起跟晏夫人学习英语，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晏夫人严格要求，规定在家只准讲英语，不准讲汉语，使其英语提高很快。
不仅如此，晏夫人还当过卢作孚的英语老师。抗战期间，卢作孚即开始思考战后建设和航运业发展问题，深感对外交流之必要，便利用养病的机会和工作之余学习英语。他虚心学习，不耻下问，向乡村建设学院教授孙恩三和晏阳初夫人许雅丽请教。晏阳初晚年还能回忆起当年卢作孚学习英语的情景：“抗战期间，因为得跟美国商人打交道，他跟我妻雅丽读英文，晚上有空时来读一点。半年之后，就能看懂英文报。那时他大概50岁左右，英语说得不算流利，简单的可以应付。”两年之后，卢作孚英语水平大有提高，“能轻易地阅读英文报纸和英、美刊物”，能熟练地用英语与外国人打交道。
1944年10月，卢作孚到美国纽约出席国际通商会议，同时考察美国造船业，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正好晏阳初为了给乡村建设学院筹募捐款还在美国未归。两人在美国的相聚，又留下了一段见证他们交情的佳话。卢作孚一向生活简朴，布衣粗食，即使在担任政府要职以后也仍然穿着民生公司的麻布制服。晏阳初在纽约迎接卢作孚时，见他仍然穿着朴素的民生服，剃着光头，就笑着对他说：“作孚，外国人很注意衣冠，你这样不修边幅，恐怕会吃亏的。”便带他去一家裁缝铺做西装，还手把手地教他打领带。看着卢作孚的光头，晏又对他说：“阁下这个头，外国人看，会以为是个和尚呢。”卢作孚听从晏的劝告，留起了头发，很用心的学梳头。可见晏阳初对卢作孚细心的关怀和真诚的帮助。
在美期间，卢作孚看到晏阳初为了募捐日夜奔波，辛苦操劳，生活十分节俭，深受感动。回国后在给乡村建设学院的师生讲演时，动情地说：“人都以为在美国很享福，你们的晏院长在美国募捐，住在一个小店。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在洗袜子。捐款是天下最苦的事，其苦一言难尽。”晏阳初回国后听说这件事十分感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作孚!”
晏阳初与卢作孚的最后相聚是在1949年11月。19日晏阳初和卢作孚同机从重庆飞往香港。晏阳初是去台湾参加农复会工作会议，卢作孚是为了保护滞留在香港等地的民生公司20余艘主力船返回祖国大陆。在港期间，国共两党都在争取卢作孚，国民党多次派要员劝说卢作孚去台湾，都被卢婉言谢绝。因此，卢作孚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为卢作孚安危担心的晏阳初劝说卢作孚到美国暂避一时，再做打算。卢作孚非常感谢晏的好意，但是他说：“去美国环境比香港单纯，作为短时间安排不失为一个方案。但我对事业负有责任，怎能丢下就走。其实，只要船不受损失，我什么也不怕。”他们可能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香港一别，竟成永别。
晏阳初没有留在台湾而去了美国，1950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顾问，把他在中国的平民教育经验推向了世界，为平民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直到1990年以百岁高龄谢世。
1950年6月，卢作孚在香港党组织的协助下带着滞留香港的18艘海船安全返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然而，壮志未酬，于1952年2月不幸逝世。
30年后，晏阳初得到卢作孚的死讯，他不禁悲从中来，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敬怀至友作孚兄》，择要录下：“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惟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
“作孚有理想，有大志，他深知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发展交通。长江是交通重道，需要轮船，所以他组织民生轮船公司，以应时代的需要。”
“他极富创造力，具有实现理想的才干和毅力。他组织公司的资本，是向朋友和外国借款。他自己并不想赚钱，忘我忘家，绝对无私。抗战时，他有一次病了，家里人想给他买一只鸡吃，连这钱都没有。由此可见他人格的高尚。所以，知他的人都敬佩他。”
“他不说闲话，言必有物。用字精当，从容不迫，有条有理，就像他做事一样：很沉着，有组织，有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