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旅游研究的现状、症结与范式创新
曹国新
（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13）
一、4种文化遗产元叙述及其对旅游研究的渗透
通过梳理文献，笔者共发现了四种关于文化遗产的元叙述：
其一，是17世纪以来法国的文明进化思想。它认为，本质上人类拥有共同的文化路径与文化归宿，只是由于历史境遇不同，不同民族不但在文化拥有量上存在区别，在发展上也呈现不同的轨迹。各民族的文化遗产是文明进化链条上的标志性作品。辨识文化遗产可以理解文明进化的路径，保护文化遗产可以存留文明进化的基因。该思想构建的是一种以西方为主体的，对世界各民族进行高下评判的话语体系，可称为“文化孑遗论”。
其二，是与法国文明进化思想针锋相对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它认为，各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和命运，而文化表达着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的任务是挖掘和保护那些存留于本真的农民中的民族文化，使它既不受外国文化的渗透，又不受精英阶层中世界主义者的腐蚀。这一思想产生于德国的建国运动，是德意志民族自觉的一种表达方式，表现了弱势国家捍卫民族身份、标举内部团结的努力，也隐含着文化民粹的风险，可称为“民族精魂论”。
其三，是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它认为，在文明史中，少数天才创造的精彩之作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文化是天才作品的汇集，是人类的最高成就，而其本身并没有所谓进步或退步可言。文化遗产的任务就是辨识、保存、理解和欣赏那些天才之作，以抵御文化垃圾的侵蚀，防止真正的文化被摧毁。其实质是一种隐藏在泛世界主义旗号下的精英主义，可称为“大师杰作论”。
其四，是美国文化决定论思想。它认为，各民族的文化是固定的、先决的，是认同感的基础、是行为的控制系统，文化不但决定人的认知和选择，还决定人的感官与情感。文化遗产的任务是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进行浓墨重彩地描写，用以显现、理解和包容人类行为的不同。由此既形成了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亦形成了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可称为“文化差异论”。
总之，文化遗产研究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所有层面都充斥着差异极大的理论观点，它们已渗透文化遗产旅游研究，并成为其形而上学基础。具体而言，基于“文化孑遗论”的文化遗产旅游理论抱持一种暧昧的态度，一方面认为旅游经济是文化遗产地赶超现代化的机遇，一方面期望其保持“原生态”，为旅游者提供真实体验。基于“民族精魂论”的文化遗产旅游理论坚守“文化生态的荒原”，抗拒跨文化消费的腐蚀，抗拒不了时，便推出“舞台理论”和“替代性旅游”理论，前者认为有必要在与旅游者接触的区域搭建模拟性或表演性的“文化前台”，以保护处于“文化后台”的本真文化；后者认为应降低旅游活动的烈度，延迟旅游经济的渗透，同时通过文化生态教育提升旅游者的人文伦理水平。基于“大师杰作论”和“文化差异论”的文化遗产旅游理论鄙视大众旅游的肤浅，倡导“深度旅游”，区别在于，前者要求旅游者皈依于杰作，后者希望旅游者认识、理解和包容文化差异。
二、对文化遗产旅游研究中形式主义症结的发掘
上述四种文化遗产旅游理论的形而上学分裂造成了严重的范式困境：⑴理论内卷化，即理论之间不能借鉴整合，只在内部不断精细化；⑵开发外形化，指实际操作者口头上鼓吹某种理论，旅游开发时却另行一套；⑶管理经验化，在缺失统驭性理论的前提下，管理时只能采用“干中学”的试错策略。
困境缘于以下两组对立：⑴全球化和地方性的对立。研究之前已主观预设文化遗产代表地方性、社会权力、德行伦理和真实生活，旅游象征全球化、经济权力、规范伦理和游戏消费。这一组对立本身是非历史的，构成了现有范式困境的意志根源。⑵规范性模型与实证性模型的对立。现有规范性模型强调福利最大化的文化遗产应为边界封闭、高度自组织的“原生态”，而实证性模型中，旅游部门的系统干预在文化遗产的元素整合、特征型塑和政治经济治理中往往承担主要角色。规范性模型对实证性模型无所助益，等于是把理论和经验、结构和功能截然分开，是非经验的，构成了现有范式困境的结构根源。因此，现有范式困境的症结就在于意志与结构的双重形式主义。
文化遗产旅游研究中的形式主义，指新古典经济理论在认识论层面上的移用。其方法是将文化遗产想象成一种既定的环境资源、将旅游业假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进而建构一个类似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理想模型，其问题在于忽视了对历史环境、社会背景和微观个案的具体分析，故而脱离了历史与经验。
三、走向实践的文化遗产旅游研究
文化遗产及其旅游影响是“历史的层累”和“层累的历史”，是至今活着，并将继续成长的社会现实，而非悬空虚置的概念或博物馆中的标本，关于它们的学术必须专注人类传统及其发展的社会实践。文化遗产旅游研究必须抛弃简单的形式主义的类型分析和结构分析，转为从实践出发，进而提高到理论概念, 然后再回到实践去检验。
一旦转为从实践出发，我们提出的问题就会很不一样。我们不会再执着于以一种理论压倒另一种理论。我们会把注意力集中于个案中的悖论现象, 承认无论从前述四种文化遗产旅游理论中的任何一种来看，文化遗产旅游的个案实践都有悖论的一面，我们需要了解和解释的是悖论背后的现实。同时，我们会注意到前述四种理论所表述的特征怎样在个案中并存，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和隔离，而不会再把片面的真实当作唯一和全面的真实。进而才可能在个案经验、协调框架和整合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实际，可以检验的文化遗产旅游新理论。
（作者为中心副教授；收稿日期：2009-12 -26）
（《旅游学刊》2010年6期笔谈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