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1年2月7日 作者：姜朋（清华大学讲师）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
如今，人们推重“大师”犹如古时膜拜“圣人”。[1]虽然庄子说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箧篇》）之类的话，但在儒家那里，圣人确是要死人才做得。比如，孔夫子眼里唯有周公是圣人。孔夫子身后，又被学生树为圣人。[2]再后来，圣人的名单一再拉长，曾子、孟子、朱子都成了圣人。[3]大师则不同，逝者有资格被奉为大师，健在者也可能被冠以“大师”的头衔。当然，若按戏谑者的说法，“所谓权威大抵是比同龄者活得更长久罢了”，大师也是需要年资的。[4]譬如“含泪某公”，年纪轻轻就敢当大师，自然不会招人待见。[5]
不过，近来的风气好像有些变化，颇有大师要从娃娃抓起的意味。名校争办“大师班”或为一例。[6]有人看不下眼，遂质问起“大学能否培养大师”来。[7]论者开篇即说，其意在“探究一下大学怎么会与大师扯上关系以及如何扯上关系”，结尾处却说“大学未必能够造就大师，大师或许可以成就大学”。结论与立意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未必”、“或许”等模棱两可之词，亦不免让人疑惑：在未有大师之前，大学如何成为大学？大师又何以成为大师？[8]
论者未加限定地使用“大学”字样，乍看起来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说世上所有的大学都未必能造就大师。但从后文来看，所指摘的其实还是国内的（历史上也及于当今的）大学。文中多次提及的陈寅恪先生，被论者认为是“大师”。经查，陈寅恪先生13岁即开始海外留学，前后长达16年：先是以自费生身份到日本，学习4年，后因病回国。1918年7月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1921年再赴德国，进柏林大学研究梵文。因而，陈先生的求学经历表明，外国的大学“或许”“能够造就大师”。
论者断言，梅贻琦校长所说的大学要有大师，指的不是要培育大师，而仅仅指要聘请好的师资（大师）。此一高论不知其所据为何（恕笔者简陋，闻听梅校长强调大师，并非要把教授用来提升大学的声望，而是希望教授在学问和人格上对学生起到教育和引导的作用[9]）。此外，论者也没有言明，梅校长任内的清华没有培育出“大师”，是否就意味着所有中国的大学从此之后就不能培育出“大师”。事实上，不拘一格用人才、将无名后进培养成为学界大师的例子，在梅校长任内的清华确有其事。华罗庚即为一例。
1931年，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在《科学》杂志上读到华罗庚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即生爱才之心，决定聘请华为该系资料员（助理员），一边工作一边旁听大学课程，月薪40元。次年破格升为助教；第四年又升为教员，给一年级学生上微积分课。1936年，华罗庚得到中华文学教育基金会乙种资助金1200美金，以访问学者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1938年，华罗庚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回国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学校召开资格审查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了他的教授资格。1946年他应邀赴美，历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10]
若将论者关于中国大学不能造就大师的宏论，以及经其诠释的梅说“大学要聘请好的师资”联立起来，势必得出中国的大学要想得到好的师资，只能靠借力于外国大学造就的大师这样的推论来。据此，“挖大树进城”，从全球引进“人才”，就成了理所应当之事。然而，华罗庚的经历恰恰提供了中国大学有责任发现和培育（未来）大师的反证。至于陈寅恪留学美、德等国时，人家是否待之以“大师”，也尚待考证。
多年前，鲁迅在引领青年思考“未有天才之前”、鲜花与泥土的关系问题时曾指出：“天才不是自生自长在深山荒野里的怪物，是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在要求天才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其中“天才”二字不妨换做“大师”。既然大师不是天生的，就必须思考大师何以成为大师的问题。既然当下的大学培育不出大师，就有必要追问一下其中的原委。
回溯过往不难发现，陈、华二人都没有博士学位，却都可以得到清华的礼聘（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如闻一多、[11]如钱穆[12]）。“英雄莫问出处”，这该是造就大师的第一步。陈、华二人都游学多方，不拘泥一家。正如金庸笔下那些最终成为武学宗师的人物，郭靖、令狐冲之辈，无不师从多方，博采众长。“转益多师是汝师”，[13]这或许该列为成就大师的第二条法则。这二条可以作为反观今日国内大学种种作为的镜鉴，以启示成就“大师”的路径：大师一定要出自北美抑或德意志名校的门庭？发表英文的、且为SCI收录的papers，可曾是成为国人公认的“大师”的必要条件？[14]当年，陈寅恪出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似乎得到了吴宓或梁启超的推荐。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15]此说虽未必准确，但陈寅恪当时没有什么著作却是不争的事实。1938年7月29日，胡适在一封推荐陈寅恪为牛津大学“中国”教授的信中提到，陈的研究大多刊载在中央研究院的集刊和清华大学学报，其唯一的英文著作是《论韩愈与唐代小说》，刊载于早期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16]既然英文paper对陈、华这样的前辈大师不是必须的条件，奈何据以要求后进的“小师”必须为之？其实，即便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师也不用英文写paper。基普・S. 索恩曾抱怨说他浏览爱因斯坦发表的科学论文时，因为不懂德文，只能看1965年的俄文选集，而爱因斯坦的大多数论文直到1993年才开始译成英文！[17]
王全安导演说过一句实在话：“中国电影从来不缺乏大师，缺手艺人。”[18]这话完全可以用在中国大学身上。事实上，如果大师是稀有的，那么在珍视并保护大师的同时，就不能无视该如何对待“小师”的问题。鲁迅提倡“做土”的精神：既要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19]培根也说过，“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20]可惜，患上大师饥渴症的人们好像并不打算使用这剂胰岛素。
综上，前引论者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提醒人们适度反思梅校长的大师论：大师何以为大师？大学究竟为何而立？大学仅是属于大师的吗？在未有大师之前，大学何以成为大学？在未有大师之前，大学是否有善待无名“小师”，为其发展进步提供充分的条件，以便“大师”有可能从中产生的责任？
[1] 圣人的话题不仅见于儒家，墨家也讲。见《墨子・修身》。
[2]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 东晋以后，人们开始把孔、孟并提。唐代韩愈首倡道统之说，扬孟抑荀，把孟子定为孔子学说的唯一继承人，称为“亚圣”.
[4] 吴冠中则以幽默的口吻告诉学生：“所谓大师，是失败最多的劳动者，打工最多的劳动者。”程曦：“吴冠中：中西合璧的‘艺术苦行僧’”，http://news.tsinghua.edu.cn/new/readnews.php?id=23676。
[5] 对于某公含泪一事，大抵应了鲁迅的话：“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其实，其人遭厌恶，冒领大师头衔倒在其次，关键是矫揉造作，甚至否认历史事实、试图反复欺瞒公众。吴中杰：“余秋雨与上海写作组”，《南方周末》2010年2月25日E24版。2010年2月，由近20名书评人和学者联合推出的“09－10年度烂书目”发榜，余氏《问学》榜上有名。姜妍：“余秋雨《问学》等获评年度烂书”，《新京报》2010年2月25日C09版。
[6] 清华大学即被纳入教育部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该校设有姚期智计算机班、钱学森力学班和数学基础实验班。有人戏称之为“摇钱树”。2010年秋季该校还将开设生命科学和化学实验班。郭少峰：“清华自主招生联考学校有望增多”，《新京报》2010年3月5日A12版。
[7] 吾民：“大学能培养大师吗”，《南方周末》2009年11月26日F30版。又及，论者频将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与梅贻琦校长的大师之论并举。其心中或对二者关系了然，读者却容易误读。国学研究院的设立是曹云祥校长任内的事。其于1929年7解散。1931年梅贻琦始任校长，二者并无交集。
[8] 1929年夏，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他的数学成绩较低，但他的国文成绩和英文成绩都是特优。主管录取的老师便将他的成绩报告了校长罗家伦。罗家伦打破惯例，予以破格录取。许诺：“开明的人才观：不拘一格求人才”，清华新闻网，http://news.tsinghua.edu.cn/new/news.php?id=21746。类似的还有钱伟长。1931年夏，18岁的钱伟长参加高考，以中文和历史两门学科100分的成绩跨进了清华大学。那年清华的语文考题是《梦游清华园记》。钱伟长从没到过北京，更遑论游清华园。年轻气盛富有想象力的钱伟长没有包袱，大胆想象，花了45分钟，洋洋洒洒写就一篇450字的赋。命题的老师想改，一个字也改不了，只能给钱伟长满分――100分。四叔钱穆看到后则告诫他别太气盛。那年的历史题目是写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多少卷、解释人是谁？这样一个怪题，好多人考了零分，钱伟长又答题如流，稳稳地考了满分。可是，钱伟长其余四门课――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却总共考了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从没有学过，考0分。方正怡：“钱伟长：桑榆匪晚奔驰不息”，清华新闻网，http://news.tsinghua.edu.cn/new/news.php?id=17485。若依照全面发展的原则，钱钟书、钱伟长可能都上不了清华，也上不了大学。2010年8月钱伟长逝世。媒体刊登的怀念文章称：“1979年－1980年，全国绝大多数右派都得以平反，恢复名誉，惟独钱伟长，尽管有中央文件点名改正，清华却要拖到1983年1月才办。”“上世纪50年代，作为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的钱伟长，在教育和科学方面建言不少，反响很大。在蒋南翔校长的心中引起的反应是难以言喻的。钱伟长被划成右派与当年的政治形势有关，但也与此不无关系，其右派问题迟迟得不到改正液正在于此。”王扬宗：“钱伟长”，《财经（双周刊》2010年第17期（8月16日，总第270期），第132页。
[9] 赵聪、谢晓怡、彭春丽：“梅贻琦：清华的‘终身校长’（上）：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清新时报》2009年11月16日B3版。
[10] 裴毅然：“熊庆来慧识华罗庚”，《中国教育报 》2009年4月12日。http://news.tsinghua.edu.cn/new/news.php?id=20255。史轩：“开明的人才观：不拘一格求人才”，《新清华》第1781期（2009年11月27日）第4版。吴晶晶：“华罗庚”，《经济日报》2009年12月16日第3版。“大师是怎样成长的――选自《最后的大师――叶企孙和他的时代》”.《光明日报》2010年9月25日。http://news.tsinghua.edu.cn/new/readnews.php?id=23830。
[11] 闻立雕：“我的父亲闻一多”，《新民晚报》2009年5月30日－6月5日连载。文中提到，清华大学聘任教授一般是很看重资历的，而闻一多“既不是中文系或中文专业的毕业生（清华当年只是个留美预备学校，课程不分科系或专业），又没混上一个博士、硕士的学衔、学位（他留美学的是美术，而美术家没有博士、硕士之称）”，“他的国学根底完全是在家中打下基础，以及后来刻苦自学得来的”。
[12] 钱穆没上过大学，是“小教”出身的学者，后来却能在燕京、清华、北大和西南联大等名校当教授。
[13] 见［唐］杜甫《戏为六绝句》诗。
[14] 如今的中国总有许多见怪不怪之事，例如：互联网既已通天下，一些海外归来的学人却似乎偏以对中国之事知之甚少为荣；一些内地的（尤其是那些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只有三五百米的）大学则每每鼓励甚至是强求其教员用外文（主要是英文）而不是中文给学生授课、在“国际（多数情况下是美国）”的期刊上发表英文论文，以示不俗和水平高超；而热销的报纸评论专栏上，却总能有供职于国外大学的中国或华裔学者用中文写作的文字，或褒贬时弊，或宣介异域经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何总是在远方？奈何，奈何，奈之奈何？无可奈何！
[15] 默秋：“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一）”，清华新闻网，http://news.tsinghua.edu.cn/new/readnews.php?id=19972。2010年5月24日访问。
[16]李传玺：“胡适与陈寅恪友谊的见证”，《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1月3日。清华新闻网，http://news.tsinghua.edu.cn/new/news.php?id=21933。
[17]［美］基普・S. 索恩：《黑洞与时间弯曲》，李泳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01页。
[18] 王全安：“我只是一个手艺人”，《南方周末》2010年2月15日E21版。毛寿龙在微博中写道：“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家：国内课题项目经费、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差旅费、会议费、国家合作与交流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管理费等。用途规定很严、很死，要求必须精准预算，结题验收要一一对账，但科学研究很难根据预算去进行，于是必须一年花费4个月对付申请和预算等工作。”《新京报》2010年8月3日A03版。
[19] 《鲁迅全集》第一卷（坟・未有天才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177页。
[20] 转引自［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感谢姜朋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11年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