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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建生兄来电说，他们的“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纪念晏阳初逝世20周年、诞生120周年，想让我写篇短文。他不提起，我未尝记起晏阳初的诞辰和祭辰，虽然我也读过晏阳初的书，写过纪念这位世界知名的平民教育家的文章。主要原因自然是，当下中国的热点新闻事件此起彼伏，我这个写时评和杂文的人应接不暇，无心发思古之幽情。可是，纪念晏阳初为什么不是紧扣现实的事件，而是发思古之情呢？显然，是因为晏阳初倡行，而今为邱建生们承传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已淡出了大众的视野，成了少数人在默默耕耘的领域。我们这些时评人当下关注的是遍及全国城乡的强拆强建，逼农民“上楼”，是如何限制县委书记独霸一方的权势，是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如何能贪污受贿巨款应否判死，是“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河北大学师生的沉默，是上海世博刚过就发生的教师公寓冲天大火…… 可是，纵然是“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中国的状况怎么也比上世纪初晏阳初和梁漱溟他们那个时代，要安定有序，要国富民裕吧？关键是当下的精英有几个还像晏阳初、梁漱溟那样关心平民和乡村呢？ 我曾在《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一文中写道：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是至今仍有显著启迪价值的，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要真诚地信任平民，致力于开发民智与民力的基本建设；二是退一步讲，从政治技术层面，只有唾弃对暴力与强权的迷信，走民主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三是精英阶层与强势集团要有远见，舍得抛弃既得利益的包袱，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存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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